alstudio的期末project是要实作出一件衣服。期中过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应该要如何将我的思想灌注到我的作品当中。在每週与教授的一对一会议中，她只能提供我技术上的建议，到底要做什么是我一个人必须去解决的问题。我日也想，夜也想，终于在某一天下午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发呆时有了啟发。我打开photoshop，将蓝天白云画在空白的页面，然后画了个可爱的黑色降落伞小人影加在蓝天白云里，最后加了个彩虹在最下方。我仔细地丈量每个地方的尺寸长度。其实做衣服就像是在做晶片，每一个地方的量度(dinsion)都非常重要。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每一个地方都差一点点到最后就是衣服不合身或者是晶片断路。两者的差异只在量度的单位不同而已。半导体製程里的黄光(lithography)就像是做衣服中的打版(patterng)。蚀刻(etchg)就像是裁切布料(fabriuttg)。而最后的金属接线(tallization)其实就是缝纫(seg)。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做衣服和做晶片不同只是因为自己思想上的狭隘而已。当思想自由了，所有的学问与知识其概念都可以互通有无，进而得到不同的啟发。我把样式设计好后就立马把它送到厂商那边去印布料了。

过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订的布料终于寄到我住的公寓。我迫不及待地将其拆封，将我打版好的每块样版整齐地排列在布料上，并将它们全部剪下来。我要做一件btier小礼服。衣服的本体是蓝天白云，裙身的部分有一道弯弯的彩虹，而btier的正中央有一个黑色降落伞小人影，在小人影的上方我要再找另一块布料来拼接成降落伞本体的部分。我没日没夜地做着我的作品，尽量把每一个我可以掌控的细节都顾虑到。每做完一个部分就马上把它放到人台(anne)上看看就视觉上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同时也确保这件衣服的尺寸是正确的。最后，当我把收边的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我向后倒，摊在工作桌旁的沙发床上，瞬间失去意识，深深睡去。

第一学期结束时也已经接近六月了。这座城市已学会如何和疫病共存，大街小巷中的人群开始恢復成疫病爆发前拥挤的状态。纽约市又开始热闹起来。就当这整座城市开始恢復生机时，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因为我要来处理伦理的问题了。我挑了一天早上打了通视讯电话回岛屿，陈夫人接起了电话。我跟她说明我来到这块大陆上学习的是什么，并不是我之前所说的「程式相关的东西」。她的反应异常地冷静，冷静到我害怕。她彷彿预期到这一天的到来，预期到我会下这一步险棋。我把期末作品给她看，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听我叙述。我的内心非常不安，她平静到让我寒毛直竖的程度。我知道当一个人平静到一个程度时那将会是她最大愤怒的展现。我情愿她对我大吼大叫。那通电话讲完之后，我焦虑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过了十分鐘后，电话又再度响起，是陈夫人打来的。我惴惴不安地接起了那通电话，她在电话另一头用命令式的声音说：「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看到你的『那个东西』上有一道彩虹，你是不是同志？」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一整个语塞，我不知道要回答什么。但我的反射神经直接发号施令给我的声带，让我在瞬间就发出「我不是」的声音。她在电话另一头的语气顿时放松了不少，回说：「那就好。别人的小孩我尊重，但我的小孩绝对不能是同志。绝对不能是同志。」我回说：「你放心。我不是。」电话掛了之后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呆坐了多久。我就只是呆坐着，脑中一直縈绕着陈夫人刚刚的那一句话，「我的小孩绝对不能是同志。」既然选择了一条创作者的路，我就从此和「完成伦理」没什么关係了。但我今天还是败给了伦理，我还是屈服在伦理的面前。在伦理的面前我还是无法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配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配。今天，在母亲的这个角色面前，我还是选择了当一个她看得懂的儿子的角色。但作为一个创作者是不能被伦理里的人看懂的。一位画家的画如果被其母亲看懂，那么这位画家并不是一个好画家。因为母亲要的是儿子，不是要画家。所有的母亲都会希望她的小孩是她们可以百分之百掌握理解的。但是在创作的世界里，伦理里的角色必须被剥除才行。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往前推进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上一代的人看不懂下一代的人。在我的内心里，创作者和儿子这两个角色不断地衝撞。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如此不同且又相互矛盾的角色。我想创作但又无法把伦理里的角色断乾净。即便到了现在，正在打这一段文字的我还是会时常陷在这个不可解的难题中。从那一天起，我和陈夫人的关係就变得有点尷尬。每週的视讯问安电话还是会打，但是彼此都很有默契地避开服装设计这个主题。她想要一个她看得懂的儿子，我就去扮演那个她看得懂的儿子。这是儒家一直歌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理想也实在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孔老夫子，真有你的！